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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某看守所的律师会见厅里，一个囚犯被轮椅推了出来，他枯瘦如柴，佝偻着背，蜷在轮椅里。

　　25岁创立银客网，累计投资金额83个亿，2017年，他更是入选福布斯亚洲、中国“30位30岁以下精英”。

　　他曾经见证了一个时代的轰然开场，如今，他却以如此惨烈的结局，印证了一个时代的崩塌落幕。

　　2013年，余额宝出现，全民振奋，一个民营的活期理财，做到年化利率6%多，居然是银行活期理财的18倍！

　　被压抑多年的金融市场，腾升了一个划时代的惊雷，欲望和疯狂从撕裂的虫洞喷涌而出。一个注定要被中国金融史铭记的时刻，到来了。

　　在中国金融历史上，一直都是两股力量的交集：民企和国企，它们并非简单并行，而是在博弈中角力、在轮替中重生。

　　当经济萧条时，中央就会解绑，试图给经济注入活力。此时，民企就会登上历史舞台，我们将这个时期称为“民进国退”。

　　此时的中国，2009年四万亿刺激后遗症开始显现，地方债务和影子银行问题爆发。而另一边，移动互联网技术成熟。

　　此时的监管，正在给金融的创新，投了一个暧昧而鼓励的眼神。时任央行行长的说：“互联网金融是有益补充。”

　　2015年央行等十部委发布《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首次承认P2P合法性。

　　但是，不要以为所谓的“民进”，是民企的自身成长，是所谓的“技术颠覆性胜利”。

　　真正的“民进”，是地方与民间资本的相互拥抱，是一种高明的共生关系，这才是“民进”得以启动的密码。

　　只要抓住这个机会，就可以解决地方债，提高GDP。而风险，只要压制到下一任领导交接时，就好。

　　2014年，深圳发布《关于支持互联网金融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平台在金融办“登记备案”。结果就是，仅仅两年的时间，深圳P2P平台从120家激增至800家，占全国总量60%。

　　2013年，蚂蚁的拿地价是一平米1.5万元，而其他商办地的价格是3.2万。

　　蚂蚁更用40亿本金，通过“资产证券化”（ABS）反复融资，最终撬动了4000亿资金，杠杆100倍。

　　在地方的放水、加持、主推下，民企崛起了，属于民间金融的一个黄金大门，轰然洞开。

　　马云喊着“改变银行”，林恩民喊着“人人都是银行家”，有利网的刘雁南喊着“用科技重塑金融毛细血管”，红岭创投的周世平喊着“刚兑是责任，不是包袱”，360数科也曾经喊出“比银行更懂风险”。

　　那时的P2P，也确实解决了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并成为了传统金融的有力补充。

　　最开始的这群创始人，多少还带着情怀，他们似乎想通过“技术民主”，来战胜金融特权。

　　他们沉浸在技术和创新冲锋的成就感中，却不知自己从登场那一刻起，命运已写下悲剧的注脚。

　　但这其中，也有特立独行者。比如，马上金融、招联金融，他们从一开始就要持牌经营，以正规军的身份入场。

　　2015年12月，宜人贷在纽交所上市，半年后股价居然暴涨5倍，市盈率超30倍。

　　2016年前后，大约有2000多位精英从传统银行的人离职，加入金融科技公司。

　　其中股份制银行多达1,200名，最吃香的是三个银行出走的高管：民生、平安、招行。

　　“薪酬从十几万，直接翻到上百万。”长期从事金融猎头的Lisa依然记得当时的疯狂。

　　2015年，深圳某股份制银行分行1个月内流失3位部门总级高管，转投金融科技，年薪翻5倍。

　　一个金融科技公司的CEO坦言，他们当时只招两种人，一种是传统银行的人，“他们可以平台背书，投资人会很信任。”

　　而另一类人，就是归国精英，他们是投资人的最爱。韩青是从华尔街回国的精英，彼时的中国，真的有无限魔力，让远在大洋彼岸的金融精英们，不得不频频回首。

　　Capital One、花旗银行、富国银行、Discover、美国运通、渣打银行、摩根斯坦利等在各个华尔街金融机构任职的华人，都开始涌现了归国潮。

　　其中以Capital One最为突出，因为其曾经被美国称为金融科技的黄埔军校，而这次，也成为中国金融科技的黄埔军校。

　　某 VC 投资人回忆，当时看金融科技项目不用做尽调，只要团队里有“Capital One 背景”“银行高管”，PPT 里写“大数据风控”，估值就能翻三倍。

　　有个团队刚注册公司，还没开发产品，仅凭这么一份PPT，就拿到了 5000 万 Pre-A 轮融资，投资人抢份额时甚至要托关系“插队”。

　　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金融线上化趋势崛起后，技术赋能型公司也顺势乘风而起。

　　据不完全统计，2015年以后，切入金融场景的大数据公司高达数千家，而以“助贷”为口号的风控技术公司，高达1200家。

　　他们获取数据的方式，也足够野蛮。黑客盗取、无授权爬虫、数据贩卖，他们用最粗暴的方式完成了数据的原始积累。

　　据媒体报道，2018年高峰时，98家头部风控公司掌握公民信息超60亿条。

　　一个黑客透露，他曾经被一家公司聘请，去这家公司的竞争对手楼下，入侵他们的内部网站，偷走了几千万条企业数据。

　　2018年，头部风控公司融资额破 70亿人民币，百融、同盾等巨头单笔融资均超 10亿。

　　2015年，林恩民当选了“福布斯中国30位30岁以下精英”，公司年交易额破80亿。

　　而同样被誉为金融科技四大帅哥之一的刘雁南，也辞去有利网的CEO，创办了美利金融。

　　这一年，红岭创投交易额破2000亿，成行业第二，周世平更是豪言“银行不做的业务我来做”。

　　周世平自认为自己给行业树立了一个标杆，却不知自己的“英雄主义”已将行业拖入深渊。

　　其实，在P2P出现之初，它们给自己的定位是“信息中介”，一端提供借款需要，一端提供贷款需求。

　　但中国的金融用户，缺乏最基础的风险教育，他们天生就认为，存在银行的钱，放在任何金融机构的钱，就必须保本——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他们骨子里残留着“计划经济”的因子。

　　周世平就首创了“刚性兑付”的概念，也就是说，不管这个标的，是赚了还是赔了，本金全赔给投资者。

　　2014年，周世平曝出平台首笔1亿坏账，自称要自掏腰包兑付，获封“刚兑教父”，用户激增至200万，一战成名。

　　这种保底型投资，其本身违背了金融的规律，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尚且不敢如此承诺，而如此高利息的P2P，何德何能能对抗一切金融风险？

　　北宋时期，成都十六户富商发明了“交子”，也曾誓言“见票，即兑铜钱千斤”。最终却因超发挤兑，被官府收编。

　　金融，本身就带有自由化的特性，当没有监管和制度约束时，这里终将成为疯狂的名利场，逐利者如嗅到血腥味的猛兽，蜂拥而至。

　　伪国资系进场，如中晋资产；伪风投系进场，如鑫琦资产；以及纯纯资金盘的玩家进场，如e租宝。

　　在那个时候，有太多草根逆袭的神话，一个东莞作坊老板原本是开塑料厂的，在2014年成立“某某财富”，两年管理规模19亿。

　　e租宝吸收500亿资金，涉及90万人。在其扣押清单里，CEO丁宁用集资款购买一枚价值1200万的粉色戒指和一栋价值1.3亿的别墅，送给他的情人。

　　2016年，行业已有4000多家平台，却有近一半出现了提现困难、跑路、停业等问题。

　　当时的监管者，也面临一个两难：P2P是“新生事物”，既没有先例可循，也没有数据支撑风险边界。

　　同年8月，《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发布，划定13条业务红线（如禁止自融、资金池、拆标等）。

　　“这只是框架性文件，里面缺乏实施细则和惩戒措施，所以，对整个行业来说，只能算隔靴搔痒。”一位研究行业多年的金融专家，在文件出台后评价。

　　而很多早已经和金融平台牵手的地方政府，为保GDP和税收，依然纵容平台“带病运营”。

　　《办法》要求银行存管，但地方推动不力，仅6%平成存管（2016年底仅98家），某省金融办甚至协调本地城商行降低存管门槛。

　　此时的行业，也带着傲视一切的狂妄，一些平台甚至开始绑架监管，制造“大而不能倒”的论调。

　　很多人想不明白，那些资金盘的玩家，击鼓传花，越滚越大，必然有暴雷的一天，但那些想好好做的P2P平台，为何也陨落？

　　此前，P2P平台大多是给小微企业借款。2018年，小微企业陷入倒闭潮，民企违约率升至12.7%，是三年前的两倍多。

　　只有经历过金融周期、扛过黑天鹅事件的金融产品，才得以成熟。当时的P2P尚属雏形，抵抗风险的能力并不强。

　　就在大家都觉得行业集体覆灭之时，一个新的金融产品出现，得以让P2P行业续命。

　　所谓的现金贷，就是线上的借款平台，在最开始，它们还是一些大平台的小试牛刀，但很快一个新型产品被衍生出来。

　　Payday loan又称为“发薪日贷款”，这款金融产品源自欧美。当地人都是周薪，很多都是消费主义，绝不存钱，有钱就花。

　　紧急需要用钱时，他们就会去金融机构借一些小额现金贷，等一周后发了工资再偿还。

　　这款产品最核心的逻辑是，借款金额小，借款时间短，比如，你借100元，一周之后你还120元。

　　因为金额小，所以你可能对利息感知并不明显，但是按照传统金融机构的利息来算，你借的100元，年利率超过1000%。

　　“你第一个月投资100万开始放贷，基本在第二个月就翻倍，复利再滚，减去坏账，半年的时间，至少可以翻10倍。”浙江一位传奇的现金贷大哥虞凌云，曾经将现金贷称为“超级印钞机”。

　　他还给各种现金贷平台提供资金和流量，一手扶持起几个头部现金贷平台，比如，快牛金科、浅橙科技、水象金融这些平台背后都有他的身影。

　　“其实当时的美利金融已有很大资金漏洞，刘雁南当时要建立现金贷平台是为了补窟窿，救活美利。”美利金融的一位高层曾经透露。

　　但，如此暴利的一个绞杀场，很快就会血肉横飞，又怎么会按照最理想的剧本继续演绎？

　　他们以为，自己抓住了现金贷这根救命稻草，很少有人看到，暴利之下，是残酷血色，而这，终将成为行业的催命符。

　　现金始变异得越来越可怕，从年利息几百，利息涨到上千，甚至出现了利息高达5000%的超利贷平台，行业称为“714高炮”（也就是借款周期7天或者14天的超高利率平台）。

　　市面出现大量的现金贷系统商，你只需要十来万买一套系统，投入100来万的资金，就可以搞一个现金贷平台。

　　当时信贷数据，都被封锁在银行里，要想给最底层的人群放贷，只能借助一些“非常规”手段。

　　运营商爬虫，主要是获取用户的通话记录以及通讯录。这些数据有什么用？逻辑简单粗暴，催收的时候，不仅仅可以催收本人，还有借款人的亲朋好友。

　　此时的爬虫技术，尚属于“中性”定位，为了风控，整个行业默许可以爬取社保、法院、教育等敏感数据。

　　这是民间金融再一次的创新冲锋，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成功绕过了传统银行的信贷数据体系，给那些银行不愿意放款的底层人群放贷。

　　而此时的监管，也被金融行业的飞速迭代发展，整得眼花缭乱。不管是现金贷，还是大数据风控，全是新生物。

　　如此多的平台抢夺用户，用户早就债台高筑，还哪家？不还哪家？那就看哪家的催收强。

　　发送拼接裸照的淫秽图、短信轰炸亲友，一天几百个骚扰电话，辱骂威胁借款人……

　　一些不正规的平台，催收手段五花八门，推陈出新，南昌一家名为“赤之顿”的公司，成立了7家线上贷款平台，专门借款给大学生或刚毕业三年之内的职场新人，因为他们的催收手段毫无底线 人被迫退学或休学、辞职”。

　　2018年，全国催收公司超380家，头部企业员工过万，如永雄集团就有1.7万人。

　　一边是，P2P暴雷，群暴增，另一边是，行业出现暴力催收，借款人自杀新闻频出。

　　整个行业呈现出彻底失控的状态——一旦对制度和稳定进行了“越界和冒犯”，就到了要压制的时候。

　　宋代的交子私营，最终的命运是收归官办；明清的山西票号，最终在战乱和官府挤压下消亡。

　　2017年12月，《关于规范整顿“现金贷”业务的通知》（141号文）出台，要求年化利率不得超过36%。

　　中央收回核心监管权，地方金融局转型为风险处置第一责任人，中央的坚决态度，让地方也不敢再继续纵容。

　　总要有人，来为这一地鸡毛买单。在重压面前，这些平台，都被成为风险最终的释放口。

　　在“刑事剿灭”这个大方向确定之后，各地的公安都开始出动，谁会放过金融这块肥肉？

　　在当时，各地警方都可以立案对这些公司进行调查，罚没收入90%归属地方财政。

　　偏远地区的，本土企业少，就想去发达地区摘桃——跨省抓捕成了重要的剿灭方式。

　　很多企业可能在本地有一定的“关系维护”，但全国各地的警方都可以立案，就像黑暗丛林法则，你在明，黑暗中的猎人，谁都可以朝你开枪。

　　他的案件中，抓捕了上海公司283人，共79 名被告人获刑，涉及技术、运营、财务、还有刚刚结束哺乳期的员工，但据知情人透露，专门掌控他资金的陈菲金其实并不在列。

　　同年9月，金蛋理财创始人贾鹏在越南开完管理层的会议，在澳门落地后被河南焦作警方“跨省抓捕”，最终被判19年……

　　上海一家金融科技公司的创始人称，他们的办公室在8楼，他把空的9楼也租了下来，一旦有警方上来抓捕，他们就从8楼躲到9楼。

　　2019年后的每一天，他上班第一件事就是让前台“盯电梯”，一旦看到“形迹可疑”的人，就按预定暗号启动“”，甚至反复演习。

　　而此时，给现金贷提供风控技术的大数据公司，也从“技术无罪论”的中立定位，变成了套路贷的“帮凶”——技术被彻底“恶名化”。

　　同年9月，魔蝎科技团队120人被带走，公信宝的全体员工也被带走，办公室被查封。

　　2019年12月，七台河市公安局跨省侦查“套路贷”技术黑产链，他们前往杭州，要求同盾的创始人蒋韬赴东北“配合调查”。

　　在七台河办案人员抵达同盾大厦时，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楼下早已被杭州警方包围，而蒋韬，已被杭州警方带走。

　　原来，作为杭州当地的龙头企业，杭州警方火速立案，以“可能涉及本地经济安全”为由，抢先对蒋韬采取“杭州监视居住”。

　　杭州九堡派出所曾贴出一纸通告，“如发现杭州市以外的公安机关，在没有九堡派出所或上城区公安分局民警陪同下存在非法入企办案行为，应立即报警并拍照取证。”

　　现金贷作为给P2P供血的超级血包，一旦戳破，整个行业的覆灭命运也难以回转，各大平台也纷纷暴雷或者被刑事剿灭。

　　刘雁南堵上了他的金融漏洞后，一位高层劝他停手，清空现金贷。但是面对如此一个超级印钞机，谁又可以在欲望面前止步。

　　“他没听劝，而是拖了很久后，还将平台打包出售，包括所有的用户数据、交易平台。”

　　2019年11月11日，刘雁南因涉嫌参与“套路贷”，在上海被带走。而他的美利车金融已递交了招股书，准备在4天后在纽交所敲钟。

　　同年，蚂蚁上市叫停；微贷网CEO姚宏被捕后当天取保，P2P“上市系”全军覆没。

　　2021年7月，红岭创投周世平被带走，其平台募资2188亿，未兑付206亿，最终被判无期。所有违背金融规律的“英雄主义”，终将沦为制度的祭品。

　　宋代的交子、明清的山西票号，所有民间金融创新，似乎都逃不过“鼓励、失控、剿灭”的三部曲。

　　林恩民在穿越撒哈拉沙漠后曾经写下感悟：“心怀世界，视己如土。”他没有想到，这一句，竟成为他给自己的人生“判词”。

　　起初的热闹繁华，豪气干云，波涛汹涌，不过就是历史小小涟漪，或许，他们曾冲击过历史边缘的堤坝，但是，从未撼动过分许。

　　对于他们来说，这次刑事剿灭的方式，更显得野蛮而荒诞。“远洋捕捞”让所有的企业都以最惨烈的方式收场。

　　2021 年，《公安机关禁止逐利性执法“七项规定”》要求严格履行异地办案协作手续，禁止违规违法争抢有罚没收益的案件管辖权。

　　监管对此的态度，越来越明晰。2024年年底，最高人民检察院着重强调，必须防范和改正“利用刑事手段介入经济纷争”的行为。

　　而为了保护民企，到了今年，相关法规明确“罚没收入上缴中央国库”，如此，也终结了地方公安为增加税收而进行远洋捕捞的动机。

　　一位高墙内的创始人在听到这个消息后，嚎啕大哭，他写信给自己的家人说：“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我们，不过是金融血泵、压力测试仪，以及一颗最不显眼的历史铺路石。”

　　如今，游戏规则彻底改变，那些已身陷囹圄的创始人们，听到这个消息后，是否都会放声一哭？

　　根据银保监会2022年3月的数据，目前行业总共未兑付总金额约4900亿元。这相当于中央投入汶川地震重建资金的1.5倍。

　　涉及人数目前没有官方数据，但一些头部平台数据叠加，P2P的受害者，至少超500万人。

　　目前，国有或者地方的资产管理公司，打折价收购了这些P2P不良债权包，通过催收或重组回收资金。

　　所以，哪有那么好催？现金贷金额小，催收成本高，很多借钱的老哥，看到平台倒闭后，压根不准备还钱。

　　“回头来看，这不是一场劫富济贫的游戏吗？我们的钱，最后给了最底层的人们。哈哈，也好也好，共同富裕嘛。”投资人老何在红岭创投上投的百万还没有拿回来，但是他的心态，倒是松弛了。

　　平台暴雷后，她每周都去信访局排队，手里攥着打印的“借款合同”，逢人就说“周世平说过，会刚兑的”。

　　VC和PE向金融科技领域（含P2P、现金贷、风控技术等）累计投资超2000亿元，仅2017年单年融资额即破800亿元。

　　华创资本管理合伙人吴海燕，是亲历P2P全军覆没的投资人，在《财富》撰文坦承：“互金领域IPO回报少得可怜，失败不是偶然。”

　　目前，据公开已经判决的数据，P2P领域超7000人被判刑，其中286名主犯刑期超10年。

　　现金贷超1200人被判刑，大数据风控以及催收领域，超400人被判刑。其中86人刑期超10年。

　　其中还有大部分案件，因为涉及人数众多，案件复杂，并未判决，涉及人数超3000多人。

　　也就是说，这场清算，将突破1.2万囚徒的体量。这是中国金融犯罪史上，最大规模的司法清算。

　　大型企业将“非P2P从业”与“985学历”并列设为简历筛选前置条件，普通金融员工求职受阻率达80%。

　　曾经从传统银行出走，投身金融科技的高管们，有一些降薪到原来的三分之一，再次回归系统怀抱。

　　但更多的人，因为行业污名和年龄问题，已经很难转圜，如，成都某副总转行开滴滴，艰难度日。

　　“现在我过去的很多手下，都开始做外卖骑手，努努力，也能养家。”曾经在某平台担任风控总监的老何，也决定去当外卖骑手。

　　过去4年，他都是靠透支信用卡度日，一次催收电话打了进来，对方听完他的故事后说：“没想到我们是同行，我能理解你的困难。”

　　命运轮回，戏谑无常。曾隔着屏幕计算风险的人，才算读懂每一份“逾期”背后的——人间烟火。

　　也有一些陷在中国的土地里，难再回去——徐红伟、黄诗樵、张林等多位华尔街精英因牵涉案件而入狱。

　　可是，中国跳过信用卡时代，直接进入移动支付，对于监管来说，这简直就是一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创新实验，他们无法照搬欧美经验，也难有超前的能力。

　　况且，在纸醉金迷，热钱涌动之时，这些创业者谁又保持了冷静与自持？谁又不受到一点欲望的熏染？

　　比如，乐信，2024年第一季度小微贷款余额逆势增37%，但净利率跌至5.2%。

　　小赢科技的表现不俗，2025年第二季度净收入22.731亿元，同比激增65.6%。

　　360数科在香港二次上市，今年第二季度收入52亿元，同比增长25.4%。

　　可惜的是，金融科技股在美被归类为“重资产金融公司”，港股二次上市后估值修复有限。

　　据报道，小米消金60%流量来自内部。但是，过度依赖内部流量，也不是好事。

　　而洋钱罐已成印尼霸主之一，旗下Easycash月放款额近1亿美元，但国内产品却因高利率收到不少投诉。

　　但是，他们的存活，也不是偶然，他们一直唯监管“马首是瞻”，并懂得顺势而为，调转船头。

　　比如，马上消费金融一直坚持持牌经营，后在经营中，虽多次被罚（如2023年因贷前审查不严罚100万），但快速响应整改。

　　360数科早期口号是： “比银行更懂风险” ，而如今，只想 “做银行的科技伙伴” 。

　　这场持续十年的金融科技狂潮，终以千亿坏账、万企覆灭、1.2万人入狱的代价缓缓落幕。

　　你看，在这一轮金融浪潮下，中国实现了“无现金社会”，金融的基础设施得以完备，甚至全球领先。

　　那些曾经高高在上的金融机构，也开始被逼改革，下沉服务以前他们完全看不上的长尾人群。

　　中国也换来了，最强监管——从“九龙治水”到“一行一局一会”超级监管，数据主权立法全球最严。

　　那些消散在狂潮里的千亿资本、折戟沉沙的万企残骸、身陷囹圄的上万身影，从来不是无意义的代价，而是刻在中国金融改革史上的“血色坐标”——